我國與中亞各國的交互往來淵遠流長，貫穿古代絲綢之路發展的始終，跨越了近兩千年的悠長歲月。

《絲路山水地圖》（局部），又名《蒙古山水地圖》，明中后期絹本設色畫，佚名，現藏于故宮博物院。

兩漢時期，漢武帝派遣張騫西行前往中亞聯絡大月氏（“貴霜帝國”），以求東西夾擊匈奴。盡管這一戰略構想最終未能實現，卻在客觀上加深了我國與中亞各地的相互了解，古代絲綢之路的帷幕由此揭開。

張騫使團自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出發，行程逾萬里，沿途經過了蔥嶺以西的烏孫、康居、大宛等地，皆系絲路要沖。以康居為例，該國與西漢都城長安相距約12300里，風俗與月氏相近。按《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所載，康居有“控弦者八九萬人”，雖不及“控弦者可一二十萬”的大月氏，卻也屬于“地區強國”，在東西方交往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其歷史文化遺存在今烏茲別克斯坦中部和北部、哈薩克斯坦南部等地均有發現。2006年，哈薩克斯坦考古學家在南哈薩克斯坦州奧爾達巴辛區的庫爾托別遺址，發掘出土了刻在黏土磚上的古康居文獻，分為六行，共有44個字符，呈現出阿拉美亞文獻的明顯特征，記載了關于古康居的歷史文化信息，彌足珍貴。

當然，作為西漢政權主導的“鑿空之旅”，張騫西行的初衷是出于政治、軍事因素考量，但古代絲綢之路開通后，大大促進了我國與中亞各地的物質文化交流，沿線的蒲陶（葡萄）、苜蓿、胡瓜（黃瓜）等作物被源源不斷地引入中原。與此同時，張騫也在中亞見到了來自我國四川的邛竹杖、蜀布等商品，經過“蜀身毒道（西南絲綢之路）”傳入當地，頗受歡迎。

由此可見，文明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是雙向往來、互通互鑒的。待到東漢，定遠侯班超矢志不渝、復通西域，重新打通絲綢之路。他更派遣屬吏甘英繼續向西，踏著博望侯張騫的足跡，以中亞為樞紐，篳路藍縷、拓展絲路，希望建立起與大秦（羅馬帝國）的直接交流，最終到達了“西海”，臨海而還。盡管功敗垂成，但甘英的實踐仍反映出中亞地區早在兩漢時期，就成為我國西向歐洲的首站。

漢末魏初，河西各郡陷入豪強自立的局面，叛亂幾成燎原之勢，劫掠商旅、強征貨物以及敲詐勒索等行為，使得古代絲綢之路陷入動蕩。面對這一情況，魏明帝曹叡啟用倉慈作為敦煌太守。倉慈到任之后，整頓市場秩序，貨物由政府“平取”（按市價公平交易），并派遣專人護送商人離境，確保其人身、財物安全。如此一來，蕭條的絲綢之路重新煥發出生機，相當一部分來自中亞的商賈客居在從河西走廊到繁華洛陽的絲路沿線，如敦煌、酒泉、武威、金城等地。其貿易的種類也是品種繁多，有金銀、樟腦、麝香、小麥、織物，等等。東晉十六國時期，絲路沿線出現了諸如前涼、后涼等割據政權，它們雖然也重視絲路商貿，但礙于國力有限和戎馬倥傯的環境，對外交流的規模十分有限。

隋唐以降，我國和中亞各地的物質文化交流迎來了新高峰，較前代愈加頻繁。中亞商人在從事商貿活動的同時，還促進了彼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共鳴。在唐代大詩人岑參的名篇《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有“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的描述。由此可知，客居在華的商旅不僅人數眾多，更對中原文化耳濡目染，可以彈奏琵琶，說明融入程度很深。眾所周知，琵琶被認為是民樂中最難彈奏的樂器之一，能做到“半解”，實屬不易，也折射出彼此之間文化交流與商業貿易并舉的歷史事實。

絲綢之路發展到16世紀，明代宮廷內府中出現了一幅重要的圖卷——《絲路山水地圖》，原稱《蒙古山水地圖》。此卷長30.12米，寬0.59米，采用青綠山水技法繪制于縑帛之上，描繪地域東起嘉峪關西至天方城（Mecca，今沙特阿拉伯的麥加），出現了絲綢之路沿線的眾多城郭、關隘、山川、寺廟等地理坐標合計211處，其中包含有大量關于中亞的信息，反映出彼時我國與中亞各地的物質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舉例而言，我們在《絲路山水地圖》中，可以發現吉爾吉斯斯坦的“俄失（Osh，今譯奧什）”，塔吉克斯坦的“火站（Khujand，今譯苦盞或胡占德）”、“克力空（Qurghonteppa，今譯庫爾干秋別）”，土庫曼斯坦的“馬力翱（Merv，亦稱木鹿，今譯梅爾夫）”，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的“馬兒黑納（Margilan，今譯馬爾吉蘭）”、“掩的干（Andijan，今譯安集延）”、“卜哈剌城（Bokhara，今譯布哈拉）”和“撒馬兒罕（Samarkand，今譯撒馬爾罕）”等名城。

值得注意的是，在《絲路山水地圖》中，“撒馬兒罕”的城郊位置上，有一處名為“望星樓”的建筑，實際上就是著名的兀魯伯天文臺(Ulugh Beg Observatory)。該建筑修建于帖木兒帝國時期，由兀魯伯（帖木爾大帝之孫）主持建設，被譽為中世紀最具世界影響力的天文臺之一。明朝人對于中亞的人文、地理和科技的了解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時至清初，衛拉特蒙古準噶爾部強勢崛起，控制了天山南北的絲路要道。從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康雍乾三朝的平準戰爭持續了近70年方告結束。此后，清高宗弘歷下旨在巴里坤（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市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至伊犁（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沿途建堡設關，定期巡查，使絲路沿線的物質文化交流逐步得到恢復，中亞各地的商賈也重新踏上東行之路，來到伊犁、喀什噶爾以及塔爾巴哈臺等地開展絲綢、茶葉、玉石、馬匹等貿易。

由此可知，古代絲綢之路探索、建立、開拓與發展的過程，也是我國與中亞之間從隔絕到溝通、從陌生到相知的進程，它促成了絲綢之路沿線不同古代文明體系的互動與互鑒，實現了在文化、經濟以及科技等多方面的交流與融合。

（文章來源：《世界知識》，作者林碩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致公黨中央專委會委員、朝陽區委理論研究組組長）